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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一個長期被當神的人物,你要怎麼詮釋他內心的焦慮?尤其1968年,在狄倫想改變,拒絕再當什麼「佛陀」或「社會良心」的階段,他心裡反噬的猛獸要怎麼詮釋?這任務交給了凱特布蘭琪,她的詮釋代替當時受創的巴布狄倫,反咬我們脆弱人心一口。

  人心不安或做壞事時都會去求佛,巴布狄倫就很像佛這角色,死老百姓以為自己的不潔淨,唱一首狄倫的就可以淨化,因此我們永遠內心紛擾,而那「佛」也永遠接受到我們無聊的雜訊。

  描寫巴布狄倫生平的這部電影中文譯名取得很中庸,叫做《巴布狄倫的七段旅程》,英文名《I'm Not There》則一語中地,以Dylan於1967年在Woodstock錄的單曲為名,當時Dylan發生車禍而心態改變,厭倦媒體老是吹捧他為世代的喉舌,「我發現我自己被困在烏茲塔克,非常脆弱且易受傷害。」他在自傳《搖滾記》中這樣寫著。當時激進人士紛紛衝進他家,問他要虛無人生的答案,媒體輪番問他對所有時事的看法,彷彿他是宇宙「先知」,連瓊拜亞都做歌要狄倫再領頭打什麼「聖戰」,讓Dylan一頭霧水,於是Dylan在自傳中寫出「烏茲塔克變成一場噩夢。」他與妻小從美國東岸逃到西岸,甚至逃到耶路撒冷時,也被解讀成支持「猶太建國」,當時他死命逃離所有「名氣」發生的現場,逃離所有人請他開釋的一廂情願,「I'm Not There」那首歌應運而生,也是身為「人肉佛陀」的真實困境。「I'm Not There」只種頻臨瘋狂的自我嘟囔,就像他自承在普林斯頓領榮譽學位時,一聽到稱他「世代領袖」,也昏到喃喃自語。名氣讓你哪裡都在,他終於認清哪裡也逃不了,於是像個憤怒搥打牆壁的小孩。

  狄倫人生有很多戲劇化的階段,相較起70年代初期媒體對他質疑、1987年的嚴重倦怠,1966年仍是他人生最具戲劇張力的階段,張力來源不是他,而是周圍人的Lose Control,這種變形世界,是《I'm Not There》導演Todd Haynes(曾導《絲絨金礦》)最擅長的題材,他曾以假的人偶來暗諭當時厭食的卡本特(《超級巨星》1987),也拍過以仿家庭同俗劇方式來諷刺社會偽善(《毒藥》1991),Haynes擅長以繁華的反向鏡來諷刺人神經緊繃時的脆弱,所以他說:「我找凱特布蘭琪來詮釋Dylan,因為她可以詮釋出其中的纖細度。」

  凱特布蘭琪那段是以黑白呈現,當時媒體正搔頭不解Dylan的改變,以黑白來呈現他當時精神上「孤絕」的狀況,當時Dylan刻意減低歌詞的「以文載道」,找來唱詩班女合聲,錄製「狗兒四處跑」之類的歌曲,他自己說:「它們不是那種會震撼人心的歌。」他也表示:「為什麼只忙著解讀我的歌詞,我還有旋律!」而凱特布蘭琪講起如何詮釋Dylan時,也幽默的說:「就抽很多煙、腦袋裝很多雜訊,裝到發脹為止,然後強迫自己走到光芒中。」口氣有種心照不宣的悲傷。

  但直到這麼多年後,世人還是無法停止對Bob Dylan上癮似的一廂情願,導演也承認:「雖然我是他的歌迷,但不管我喜不喜歡他的歌,都必須拍他的電影,因為他代表一個世代,而且代表我們現在正喪失的可貴特質。」飾演Dylan其中一階段的李察吉爾也說:「他是我們這時代僅存的英雄!」去年大家也眼巴巴的期望他的專輯《摩登時代》現身,彷彿期待甘道夫的仙棒一舉,讓黑暗中土重現光明一般。

  就像Dylan所講,擁有名氣是種職業,跟人本身無關,所以「社會良心」這頭銜會一直存在,因為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我們不敢當的,「Dylan」,所以緊抓著他不放,讓我們相信自己曾擁有過純真,才能放心地走入渾濁不堪。良心始終是鞋中的小石頭,我們覺得痛時就會唸起「Bob Dylan」,像個安心咒語,但重申了我們的卑微,還有與他這名字代表的「不可能」....。

這是我2007年底曾發表在GQ上的文章 因為凱特布蘭琪跟Bob Dylan都是我的內心的首選 所以放在我的部落格上做紀念 雖然我是個小人物 但而且我內心也常有I'm Not There的嘶喊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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